赶走了比利时人后，刚果什么样？
用“游记”来形容奈保尔这本《我们的普世文明》是否足够？它确实是奈保尔用三十年间跨越四大洲，行走20个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但它同时也是一部汪洋般浩大而深邃的世界政治文明版图解读：从第三世界的贫穷角落，到帝国的中心地带。
在这种不同世界的旅行之中，奈保尔见证了处于冲突和剧烈动荡中的世界；也是在这种对比中，让作者重新审视着这样一个世界所存在着的各种差异和误解，剖析不同国家政体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困境。在序章中，他说，“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是我一生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受委托，为了写作踏上旅途，我必须记述形形色色的地方，它对于我的能力而言，也许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扩展。这是一段美妙的经历，而本书的读者可以把它当作那个时代的纪念物来加以端详。”
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地理摘录其中“刚果新王：蒙博托与非洲虚无主义”一章节选，它观察了刚果摆脱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之后的泡沫和虚像。
《我们的普世文明》；V.S.奈保尔 /著；马维达、翟鹏霄/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2-8
APERIRE TERRAM GENTIBUS：向诸国敞开。
在金沙萨的火车站，纪念碑已经面目全非，花岗岩上的浮雕口号却留了下来。这条铁路从大西洋一路铺到金沙萨，运载着奔走于激流之外的另一种蒸汽交通工具，刚果就是这样被打开的。纪念碑竖立于一九四八年，以纪念铁路通车五十周年。
但这条铁路现在主要用于货运。这座带有城郊风格的小车站仍然竖着“金沙萨东”的站牌，但现在，很少有旅客会乘火车抵达这里，走出站台，步入码头后面沿着刚果河南岸修建的双向林荫大道，步入昔日帝国的辉煌。车站外面的环岛里面，国王阿尔贝一世的雕像已经被搬走。通过仍在销售的旧明信片可以知道，雕像中的国王穿着制服，佩戴着遮阳头盔和宝剑；雕像基座侧面的铜制铭牌也被敲掉了，只剩下铭牌上方的一点装饰，看上去像是香蕉叶子；泛光灯也已经被砸烂，电线装置被扯了出来，已经生锈；整座纪念物只剩下两根高高的砖砌立柱，如同立在被遗弃的刚果版亚壁古道尽头。
站厅里，时间表的框子已经变形，里面空空如也，金属框里面的玻璃也不见了。然而，在车站的院子里，走过一扇扇无人看管的敞开的门，一件真正的残骸出现在眼前：第一个运行在刚果铁路上的火车头，生产于一八九三年。它立在一片光洁的砂石上面，周围种着巴豆，旁边有两棵旅人蕉。火车头小巧玲珑，是为窄轨铁路设计的，车身装着低矮轻巧的锅炉和高高的烟囱，车厢是敞开的，显得古香古色；整个火车头看上去依然完整。车头上标着“第1号”，旋涡花饰上镌刻着十九世纪比利时工业扩张时期赫赫有名的字号：约翰·科克里尔－瑟兰有限公司。
在金沙萨，知道这个火车头的人并不多。它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也许是因为和很多比利时遗物一样，已经是个废物了—就像弃置在库房平台上那台半塌的叉车；就像火车站院子里另一台被洗劫得更彻底的叉车，生锈的叉齿像是要烂掉了，栽倒在尘土里，像两颗金属做的长牙；就像那台独轮割草机，被扔在火车站外面的公园里，公园早已荒芜，有些地方被踩磨得露出了泥土，其余的部分长满了杂草。这台割草机现在成了一个小男孩的财产，他注意到有个陌生人在窥伺，就上来主张他对这台机器的权利，他娴熟地驾着割草机飞跑，扬起一路尘土，生锈的刀片呼呼作响。
今天的金沙萨
现在的来访者都是从恩吉利机场来到金沙萨的，机场在市区东边几英里远的地方。扎伊尔不是一个适合游客休闲观光的地方—官方和非官方的干扰太多了—到这里来的一般都是做生意的，而如果他是个穿着民族服装的黑人，那么他一定是前来参加会议的某个代表团的成员，现在有很多会议在扎伊尔举办。一条公路从机场延伸出去，一路经过用法语和英语写着蒙博托语录的黄黄绿绿的巨幅广告牌，经过刚果河（土著城的贫民窟就在南岸），经过比利时人建在绿茵花园中的别墅，来到市区和洲际酒店。另一个方向则是一条安静的六车道高速路，大约有二三十英里，通往位于纳西尔镇的“总统领地”。
纳西尔像一个度假胜地，装饰得十分浮华，但已经隐隐透露出衰败的痕迹。身份显要的访客在这里下榻、开会，相当数量的党员也得以在此一尝奢侈的滋味。穆罕默德·阿里去年在这里受训。今年一月，朝鲜的杂技演员和联合国的人曾在这里下榻。这里有安装着空调的平房、极其宽敞的会议室、奢华的休息室和游泳池。这里还有一个中国人管理的示范农场。纳西尔带着新总统的风格，是官方众多奢华建筑中的一座。那些奢华建筑都是酋长的庭院，最近几年在日益凋敝的首都冒了出来，一举确立了总统的权势和非洲的卓越。为接待国家首脑而新修的宫殿里，浴缸是镀金的—向我透露内部信息的人来自另一个非洲国家，他在里面住过。
就这样，比利时的遗迹正在慢慢消退，就像那座面目全非的纪念碑一样破败不堪。《埃利马报》用了半个版面报道赤道省的地区长官在博蒙戈的为期十五天的访问；然而斯坦利，这位在马塔迪港和金沙萨之间筑起公路的刚果公路先驱，却被推下了荣誉的王座。博物馆里，比利时馆长保留着一个巨大的铁制车轮，那是当年在那条公路上奔跑的马车的轮子，它诉说着多少岁月的艰辛!但如今，斯坦利山已经改叫纳加利马山，变成了总统公园。俯瞰激流的斯坦利雕像也被手执长矛、身材高大的土著无名氏雕像所取代。在基桑加尼的瀑布旅馆，这座镇子以前的名字“斯坦利城”还残留在一些瓶瓶罐罐上。残破的咖啡杯现在被用来装蔗糖和奶粉，等到这些杯子被抛弃的时候，这个名字也将一起消失。
刚果河畔的基桑加尼天主教堂
比利时人的遗迹正在被擦除，正如阿拉伯人的遗迹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一样。阿拉伯人曾经是比利时人在刚果东部的竞争对手，斯坦利瀑布行政区的历任总督中还曾有过一个阿拉伯人的身影。但现在还有谁会把刚果跟十九世纪的阿拉伯帝国联系在一起呢？一个巴提特拉族小伙子还记得，他的祖辈为阿拉伯人抓过奴隶，后来比利时人来了，招他们入伍，他们便站到了比利时人这边。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个小伙子现在是大学生，主攻心理学，他和扎伊尔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密切关注着获得国外奖学金的机会。他的女朋友属于另一个部落，以前，那个部落的人是贩奴者猎取的对象，而现在，贩卖奴隶的故事让她觉得很好笑。
丛林迅速生长，漫过了大事和骚乱的发生地。丛林已经掩埋了阿拉伯人规划过的城镇、种植过的果园，就像独立后的几年动荡岁月中，斯坦利城乔波瀑布附近的时尚东郊也被掩埋。比利时人抛弃了自己的别墅，非洲人来了，先是住在里面，然后开始把东西拆走，别墅里的五金件、电线、木料、浴缸和洗手盆（这两样东西都可以用来腌木薯）被洗劫一空，只剩下砌地板的砖石。到了一九七五年，一部分残垣断壁还留在那里，已经显得相当古老，就像杂草丛生的庞贝古城出现在热带，珍玩与装饰都不见了，只有威尼斯城堡夜总会的遗迹可以让人隐约想见当年那些居民的文化生活场景。
一张臭名昭著的照片，一个黑奴看着他女儿被比利时种植园主砍下的手脚
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时隔不久的今天，比利时在人们记忆中的痕迹已经所剩无几。一个在美国生活过几年的四十多岁男子告诉我，他父亲生于一九○○年，还记得比利时人征收的橡胶税，以及砍手的酷刑。一个女人说，她祖父把白人传教士带到村里，让他保护村民免遭酷吏的虐待。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讲述这种故事的人可以被描述为“进步人士”。有很多三十岁以下的人，他们挣脱了丛林，来到金沙萨，当上了教师或行政人员，他们说，他们从未从自己的父辈或祖辈那里听到过关于比利时人的事情。
一位在大学任职的男老师说：“比利时人给了我们一个政权。比利时人到来之前，我们没有政权。”另一个人说，他从他爷爷那里只听说过班图人的起源：他们从乍得湖向南漫游，穿过刚果河来到一片“无人的”田野，只有俾格米人住在这儿，他们是一群“原始人”，都被赶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对很多人来说，过去是一片空白，他们个人记忆开始的地方就是历史的起点。很多人记得村庄里的孩童时代、学校，然后就是—独立带来的动荡。比如这个来自班顿杜省的男子，他是“农民”的儿子，是他们村子里第一个接受教育的人，对他来说，新世界是在一九六○年突然降临的，当时，刚果分裂武装力量的士兵开进了他们的村子。“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士兵，我害怕极了。那些人里面没有军官，他们虐待女人，杀了一些男人。他们在找白人。”
许多社会活动人士呼吁从布鲁塞尔挪走曾残酷统治刚果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雕像
一位校长告诉我，在殖民时代，学校里教的刚果历史是从十五世纪末葡萄牙航海者的到来开始的，然后就跳到了十九世纪，讲传教士、阿拉伯人和比利时人。而现在的非洲史正如其所写的那样，把非洲人还给了非洲，然而这部历史也同样模糊不清：只是列出了一长串部落的名字，外加几个伟大的王国。扎伊尔去年出版的《黑非洲史导论》就属于这种情况。官方发行的《扎伊尔指要》也是如此：完全略过了葡萄牙人、传教士和阿拉伯人，简单提到了几个大多无时间可考的非洲王国之后，直接跳到了刚果自由邦的建立。叙述的语调平平淡淡，中规中矩，提到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绝对权力时的语调，跟说起古非洲国王的权力时别无二致。只有论及独立运动时，文字中才注入了激情。
过去消失了。书中罗列的事实并不足以让人们获得历史感。在一个少有变化、丛林与河流压倒一切的地方，另一种过去变得触手可及，它能够更好地回应非洲人的迷惘和非洲人的宗教信念，它就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