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浪漫的日本，或许就在七〇年代

唐纳·李奇（Donald Richie）曾说，日本根本不需要迪士尼乐园，因为早就已经有一间名为东京的乐园。

情热东京(选章)[荷兰] 伊恩·布鲁玛白舜羽、郑明宜 译

一九七五年秋天初见东京时，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像极了天井栈敷的剧场布景。我以为寺山的作品无非是诗人躁动心灵中，极尽夸大的超现实幻想。当然，我没有遇上穿着十九世纪法国服装的腹语术师，以及一身皮衣鞭笞他的性愉虐女王。但城市风景本身仍保有一种戏剧感，甚至可以说是魔幻感。此处一切都不隐晦低调，举凡产品、地区、娱乐、餐厅、时尚种种符码，俯拾即是，四处散发着渴求注意的气息。

我在莱顿大学苦学过的汉字，耸立于高速公路或主要火车站外的塑胶看板和霓虹灯上；挂在办公大楼的横幅广告上；写在电影院和称之为“歌厅秀”夜总会外的彩绘招牌上，应许各色多数西方城市会藏在大众视线之外的消遣。在东京，似乎没有什么会藏在大众的视线之外。

我后来才知道唐纳·李奇不会阅读中文或日文，算他好运。正如他的友人、知名日本文学研究者爱德华·赛登斯蒂卡 （Edward Seidensticker） [1] 曾酸溜溜地说：“这些字大多源远流长，只要你不知道文字的意义，无论是风雅的彩绘或俗艳的霓虹灯，看来深富美丽的异国情调。但它们可能其实是汽水广告，或是专治痔疮（在日本意外地普遍）的诊所。”

[1] 编按：爱德华·赛登斯蒂卡（Edward Seidensticker, 1921—2007），著名的近代史学者、翻译家，其《源氏物语》译本备受推崇。

东京的视觉密度扑天盖地，头几周我连走路都有些飘飘然。一个外国人夹在穿着整齐的黑发人群间孤独晃荡，路上景物尽收眼底。当时我还无法得体说话或好好阅读，我只能一直走一直走，常常在新宿或涩谷的街头曲径中迷路。多数广告都和湛蓝的早秋天空有着相同的鲜艳色彩，我现在才发觉日本老木版画的色彩一点都没有夸大的意思，只不过是精确捕捉日本的光影而已。焦橙金的塑胶菊花一路插在狭窄的购物街道上，标志秋天的到来。霓虹灯、红灯笼与电影海报的视觉轰炸与机械噪音的嘈杂相互辉映，声响来自日本流行歌、广告旋律、唱片行、酒店、戏院与火车站的广播，还有咖啡厅、酒吧与餐厅里，没日没夜放送的电视节目。相较之下，天井栈敷中 J·A·西萨的背景音乐简直寂静无声。

shinjuku, 05:09am ©Greg Girard

我并没有马上一头栽进日本生活，有好几周的时间，在和女友寿美绘一起找公寓之前，我都待在缓冲地带、文化意义上的中途之家。我有一位叫艾胥利·雷彭 （Ashley Raeburn）的英国亲戚担任壳牌石油的日本代表，他和妻子耐丝特 （Nest）住在青叶台的豪宅内。青叶台是位于丘陵地的高级住宅区，静静俯视东京主要商业区的喧嚣。屋子后方是一片广阔的草坡，四季绿草如茵，每周日我们都在草地上玩槌球。洒水器的声音让我想起海牙的童年时光。艾胥利每天乘坐劳斯莱斯上班。用餐时，在散发原木光泽的长型栗木桌上，身穿制服的员工听到摇铃召唤，在每道菜结束后上餐。这和在白天浸润我感官的城市，形成强烈的反差。若我继续待在艾胥利和耐丝特的住处，东京仍旧会是一场奇观，某出剧场表演。每天晚上，我都可以退隐至有着类殖民风、富丽堂皇的青叶台。

我在艾胥利的豪宅中，唯一能瞥见彻头彻尾属于日本的，只有“佣人下层” （belowstairs），这是过去英国庄园时期的称呼。和艾胥利与耐丝特坐在火炉旁，晚餐后轻晃杯中的威士忌，讨论着日本与日本人，当然很舒适惬意。但我喜欢在厨房无限畅饮绿茶，努力练习我的破日文，对象有先前担任警察的搞笑司机、厨子，或晚餐帮我们上菜的和善女士们。坐壳牌劳斯莱斯的便车非常引人注目，对我来说有些困窘。但我喜欢待在下层应该并非反向的傲慢，而是想要穿透日本文化的迷雾。如果我要融入的话，我最好能学得快一点。在那间厨房，我上了交谈礼仪的第一课，学习如何依照谈话对象使用不同敬语。司机和厨子可以对我用比较亲密的语言，因为我的年纪比他们小很多，但我就得用比较恭敬的词汇来称呼他们。不单是用语，甚至连人称代名词和动词结尾都会根据年龄、性别、社会地位而有所变化。日文的这个重要环节不但一开始难以掌握，而且随着语言能力的进步，还会更加重要。我遇到的难题是，因为我的模仿对象是女友，我说的是女用日文，这让我听起来像是个妩媚的变装皇后。而且我很快就领悟到，讲得越流利，礼仪上的缺失对日文母语者来说越刺耳。还好我的日文程度很粗浅，不得体的日文在青叶台无伤大雅。

yakuza greeting, mr. donuts, koenji, 1979 ©Greg Girard

two schoolgirls in subway station, 1979 ©Greg Girard

白天在东京游荡时，我想起初到洛杉矶的文化震撼，那种处在巨大电影布景中的感觉，布景装了又拆，绮丽的建筑幻想从前一刻的都铎王朝和墨西哥摩尔风，到下一秒的苏格兰宫廷与法国学院派。我震慑于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城市，因为我早习惯了欧洲历史城市的延续性，我既着迷于洛杉矶，也暗中沾沾自喜，仿佛在比较有历史感的环境中长大会散发出某种道德优越性。东京就像许多战后的亚洲城市一样，主要拜南加州模式所赐，充斥着无所不在的广告看板与购物大道。但东京的密度：人潮、噪音、视觉饱和，让洛杉矶相形之下也显得古板。

我一直记得一间独特的咖啡店，那是我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初次来到这个城市的典型东京印象。咖啡店名为“凡尔赛”，座落在东京巨大的新宿车站东面出口附近的地下室。要进到店中，你得先走下一排很陡的水泥阶梯，旁边相机名店的广告歌声回荡耳边，突然间你就进入十八世纪法国城堡的起居室中。豪华烛台吊灯、大理石墙、镀金的路易十四风家具、巴洛克音乐，一应俱全。想当然耳，一切都是塑胶与胶合板的杰作。客人在虚华的富丽中待上好几个小时、抽烟看漫画，边听理查·克莱德门 （Richard Clayderman）版本的莫札特小夜曲。凡尔赛跟当时多数的咖啡店一样，在多年前就被拆除了。现在那边可能会有间星巴克，或是供应融合北义与日本的无国界料理。

我当初在一九七五年所见到的景物，大多建于经济急速成长的一九六〇年代，除了一些庙宇神社和少数逃过大火与轰炸的廿世纪初砖造建筑之外，看不到什么更早以前留下来的东西。东京虽从十九世纪末便跟随西方的现代化脚步，却有半数毁于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然后在一九四五年因美军轰炸而成为无垠的废墟。六〇年代是廉价幻想建筑的大好时光，在毁灭性战争结束，历经多年撙节后，日本人渴望货真价实的奢华，尽管“真实”仍多半出于想像。那个年代没几个日本人有能力出国，在国内假装出国迅速成为风尚，以满足大家的梦想，所以才有路易十四咖啡店、德国啤酒馆，或知名的短租旅馆伊莉沙白二世饭店：用水泥盖成的游轮，一并附上雾角的录音播放。

kabukicho neon, 1977 ©Greg Girard

billboard advertising pasolini's 120 days of sodom , tokyo, 1977 ©Greg Girard

日本在一九八三年兴建了第一间美国境外的迪士尼乐园，离成田国际机场不远。唐纳·李奇曾说，日本根本不需要迪士尼乐园，因为早就已经有一间名为东京的乐园。这座城市的非住宅区的确有种主题乐园的蜉蝣时间感。仰慕李奇的英国小说家克里斯多福·伊舍伍战前住过柏林，战后则搬到洛杉矶安顿下来。他对第二故乡洛城有如下评语：“这片海岸百年之前空无一物，而在所有这些拙劣建筑当中，百年之后有哪些依然耸立？可能连一间都没有。我喜欢这想法，实际地令人振奋。处在这样的环境下，牢记并接受你也不会留下什么的事实会比较容易些。”

静静接受转瞬即逝的世界，这样的情感很日本。我引用伊舍伍的话是为了纪念诺曼·米元 （Norman Yonemoto），他在二〇一四年在洛杉矶过世。

真正引起怀旧之情的，或许是东京毁灭与重建的速度，永远有个“当年”会让人非常想念。不久之前，整座城市都是由运河与木造房屋交织而成，而木屋不时会陷入称为“江户之花”的大火中。极少数的建筑能永恒不朽，这里可没有雄伟的石造大教堂。纪念碑不是日本风格的一部分，东京的历史仅于断片中依稀可见：这边有毁坏的贵族庭园，那边有重建的神道教神社，或是三岛由纪夫曾接受众人崇拜、现已被遗忘的小酒吧。

club USA, shinjuku, 1976 ©Greg Girard

off-duty US sailor, yokosuka, 1976 ©Greg Girard

唐纳·李奇曾是军方报纸《星条旗》 （ Stars and Stripes ） 的年轻记者，在一九四七年的浅草街上游荡，当年距美军将此处轰炸夷平也不过两年。傍着隅田川的浅草在属于庶民的东京台东区，过去百年来一直是最有活力的大众娱乐首选之地，不管是电影院、滑稽剧场、咖啡厅与酒吧、妓院与舞厅，或市集与庙会，这里应有尽有。川端康成最早期的作品中，便以浅草为背景，描绘黑帮与舞女在狂飙二〇年代的故事，这是段许多人会感叹的时期：情色、怪诞、荒谬（‘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

李奇与身穿朴素冬季和服的川端康成一起爬上浅草旧地铁大楼，两人完全不会讲对方的语言。他们只能看着破败而拼凑的战后初期东京地景，李奇会提及川端康成早期故事中的某个角色名，而川端康成则淡淡一笑，遥指一处，那是他想像中角色的居所。残破的东京没有让川端康成怀忧丧志，一切都还留在他的想像之中。

在一九六〇年代，寺山修司最喜欢的实验，便是在街头表演他的剧场奇观。《丢掉书本上街去》（‘書を捨てよ町へ出よう’）是他著名剧作的名称，他想要打破艺术表演与日常生活表演之间的藩篱。他的演员穿着不同时期的服装与群众厮混，有一九二〇年代的荡妇、十九世纪的公子哥，和一九六〇年代的疯癫族，他要将群众吓出常规之外。天井栈敷并不是当年唯一试图融合幻想与现实的剧团，类似的实验也发生在巴黎、纽约或阿姆斯特丹发生。唯一的不同是，在东京，现实与幻想间的隔阂可能没那么清楚。

选自《情热东京》，红桌文化，2019.6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1951— ），当代备受尊崇的欧洲知识分子。在荷兰莱顿大学念中国文学、东京日本大学念日本电影。一九七〇年代在东京落脚，曾在唐十郎的剧团“状况剧场”演出，参与麿赤儿创立的舞踏舞团“大骆驼舰”演出，也从事摄影、拍纪录片。八〇年代，以记者身分在亚洲各地旅行，也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

布鲁玛关心政治、文化议题，文章散见欧美各大重要刊物，如《纽约书评》《纽约客》《纽约时报》《卫报》、意大利《共和报》、荷兰《NRC》等。曾任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文化主编（1983-86）、伦敦《旁观者》国外部编辑（1990-91）、《纽约书评》主编（2017）。曾在柏林学术研究院、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纽约大学雷马克中心担任研究员。曾受邀到世界各大学、学术机构演讲，如牛津、普林斯顿、哈佛大学等。现为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民主、新闻、人权学教授。

题图：Teenagers dance the twist around a radio cassette recorder in a street in the Harajuku district of Shibuya, Tokyo, Japan, 1978. (Keystone / Hulton Archive /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