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代夫：印度洋帝国秩序挑战者的无奈之选
今天的马尔代夫，以旅游胜地的形象为世人所熟知。偶尔也会登上环保新闻页面，充当全球变暖与海平面上升现象的受害者。除此之外，就很难被舆论所关注，近乎为被世界所遗忘的边缘角落。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可谓是自古以来。由于和南亚次大陆的位置过于靠近，让整个群岛的发展空间都会受到严重限制。所有处于鼎盛时期的帝国势力，都懒得为这片世外桃源花费多少力气。唯有当新势力介入印度洋海区，马尔代夫的名字才会浮现于历史典籍。
主流贸易线路的遗孤
传统的马尔代夫民居 以容易腐烂的木质结构为主
由于身处靠近赤道的湿润海域，早期马尔代夫的人类生活遗迹大都难以长期留存。尽管史前先民就有驾舟傍海的迁徙模式，却很难将物产较少的群岛视为理想归宿。特别是在12000年前的冰河期结束后，上浮的海平面让原有的土地面积大幅萎缩，从而制造出这块在地理上呈半隔绝状态的小世界。
公元前5世纪，一批来自锡兰岛的僧伽罗流亡者，浮海漂流到马尔代夫。他们对原先就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形成完全压制，彻底改变了流行于诸岛之间的通用语。受此影响，本应和次大陆南部更为亲近的马尔代夫，反而在后来的历史沿革中与锡兰相辅相成。
最早的马尔代夫历史 来自登上群岛的僧伽罗流亡者
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作为历史悠久的东西方海上贸易生力军，南印度的泰米尔商船开始抵达马尔代夫。他们的这个举动，无疑是伴随着印度洋航线的悄然兴起。在此之前，北方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已出具规模，成功将远东的河套地区与中欧的匈牙利盆地相连。至于习惯走水路的原始海商，还只能在东地中海和波斯湾等有限海区活跃。但在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远征过后，分封各头的希腊化君主们都开始培植能为自己所掌控的新线路。这才有了吃下游红利的泰米尔文化崛起，以及更边缘位置的马尔代夫被无意发觉。
当然，泰米尔时代的马尔代夫还仅限于个别大型岛礁。余下的土著继续维持着某种母系社会风俗，在各自的小岛上自成一体系，并被偶尔造访的外来者看做是女王治国。但因为群岛上盛产可以充当造船材料的椰子，所以总能吸引来买家的定期惠顾。随后又出现了自带仓储和金融储蓄功能的佛教寺庙，让马尔代夫再也无法同外面的世界保持隔离。
更善于航海的泰米尔人 让马尔代夫彻底告别了孤立时代
无论次大陆北方是属于阿育王的孔雀帝国、米南德的印度-希腊还是迦腻色伽的贵霜帝国，都无法对南印度沿海实施长臂管辖。这就给部分艺高人胆大的商团，留出了规避帝国税吏的活动空间。也让那些从红海远道而来的罗马人，可以直接触及到汉朝治下的北部湾水域。马尔代夫虽不是绕道前行的必经之路，却可以为闯关者们提供更多稳妥的备选，从而迅速向东抵达锡兰。所以在公元4世纪，定居马尔代夫的商贾向罗马帝国派出代表团，拜见了最后的异教徒皇帝尤里安。
公元6世纪，萨珊波斯人的强势介入，开始让马尔代夫同西方世界的交流趋于中断。但这些乘坐大船而来的拜火教徒，实际上扮演着和基督徒罗马人一样的角色。那就是利用群岛的独特位置，将其变成红海-波斯湾到锡兰-马来亚之间的中转站。在无形中削弱北印度笈多帝国的垄断能力，成为那个时代的印度洋帝国秩序挑战者。哪怕群岛本身的自然禀赋不够出彩，依然是别无二选的最佳平台。
古代佛教阶段的马尔代夫宫殿复原
穆斯林时代的内部纷争
穆斯林势力崛起后 迅速占据了环印度洋世界
公元7-8世纪，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扩张改变了世界格局与历史进程。由于很早就涉足东西方贸易，他们自然对如何顺着商路扩张是熟门熟路。尤其是在非军事征伐的区域，影响经济命脉的商人就成为伊斯兰教扩张的中流砥柱。
但与很多后世读者所理解的不同，日益扩大的穆斯林阵营内部也存在大量利益纠纷。尤其当不同地区的商人都皈依了真主，他们彼此间的竞争关系就容易被外人所忽略。因此，马尔代夫的价值虽没有显著提升，却也不可能随地缘形势的变化而出现下滑。譬如当居于优势的逊尼派控制了波斯湾、阿曼和坎贝半岛，并在印度教王公的南部城市内建立商业垄断，那么什叶派就需要走红海、东非与马尔代夫，才能避免自己的财路为教派冲突所截断。
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出现 短暂提升了马尔代夫的国际地位
公元10-11世纪，当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法蒂玛王朝占据埃及。其影响力涉足亚丁，并与设拉子等南伊朗地区形成联动。于是，大体上以逊尼派为主的索马里海岸城市，就必须为自己另谋出路。一时间，马尔代夫就成为东非商人经常光顾的中转站，也造成了原有佛寺的统治地位崩塌。因此在不久后的12世纪末，原本还信奉佛教的国王多维米便选择改宗伊斯兰，并开始成为阿朱兰苏丹国的附庸。但在法蒂玛埃及很快被突厥军阀萨拉丁颠覆，逊尼派再次从受打压位置变为多数派，马尔代夫的应急避险功能也就迅速消退。
在之后的300年内，欧亚大陆上的频繁战争与民族迁徙，让国际贸易中的海洋占比逐步提升。但整个印度洋世界大体上为逊尼派穆斯林所控制，很少出现大的波澜和变数。加之马尔代夫本身的“硬件”设施比较欠缺，无法支撑大型港口或交易市场的运作，自然就只能乖乖回到最初原点。幸好还有知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造访，才让群岛间的这段历史不至于彻底泯灭。作为松散宗主的索马里人，也乐于在某些时候途径那里，维持着最基本的贸易站点功能。
在旅行途中经过马尔代夫的 伊本-白图泰
大航海时代的短暂冲击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 再次让马尔代夫获得机会
公元16世纪，由欧洲人发起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不可阻挡的影响整个印度洋地区。尽管马尔代夫在一开始对此毫无感觉，却很快就体会到因祸得福的五味杂全。
在葡萄牙海船纵横东方的前20年里，次大陆南部的印度港口被逐个点名征服，让穆斯林商团必须为自己寻求出路。由于大部分人不愿意向新来的基督徒购买营业执照，就开始将正大光明的行商改为偷偷摸摸的走私。他们纷纷驾船从麦加或东非出航，再通过马尔代夫直达锡兰，最后沿着老路去往马六甲。虽然会错过印度本土港口的贸易机会，却还是能用南洋进口的高净值货物来抵消损失。于是，原本的偏远角落，如今就因时局变动而不再冷清。
对控制印度海岸的葡萄牙人来说 马尔代夫价值非常有限
当然，具有军事优势的葡萄牙人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情况。但因为马尔代夫自身的战略价值较为低下，所以很难被决策层排进征服清单的前列。于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攻打马六甲城，并向锡兰岛上的科伦坡派出商业代表团。结果，穆斯林海商又做出应急调整，将马尔代夫航线的终点调整到苏门答腊岛西北的亚齐。因此，葡萄牙巡逻船还是要定期兵临群岛，在有限范围内搜寻可能的漏网之鱼。尽管总能在小规模战斗中获胜，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自己因兵力匮乏而无暇顾及，又会有穆斯林商船在下一个航海季如期抵达。同时，还有许多征服埃及的奥斯曼冒险家加入进来，将大量的欧洲武器技术传播至南洋。
这迫使葡萄牙人在1558年派兵登陆马尔代夫，在今日的首都马累附近建立起小型设防商站。不仅是要干扰西部穆斯林舰船的安全通航，也期望能阻止群岛上的椰子制品能继续为南印度海盗所用。原本信奉伊斯兰教的国王阿里六世，也就成为改宗基督教的傀儡君主。
葡萄牙人设在马累的小型武装商站
然而，此举无疑重伤了大量靠穆斯林国际贸易为生的马尔代夫土著利益。著名的塔库鲁法努三兄弟便组织人手、打造舰船，开始对力量不稳的葡萄牙人展开游击战。他们经常在夜间活动，攻打那些选择服从的岛屿居民，然后在敌军的追兵抵达前就上船走人。通过数年的不懈斗争，最终在1573年获得成功，将少数常驻群岛的殖民者全部杀死。
讽刺的是，这种对抗本身恰恰对马尔代夫更为有利。因为只有让葡萄牙人长期留在南印度和锡兰，才能使偏远群岛的价值得到凸显。倘若这样的平衡出现偏差，那么滋养走私经济的环境便不复存在。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功 让马尔代夫再次回到原点
公元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大举东进，迅速瓦解了葡属印度的垄断地位。过去让马尔代夫咬牙切齿的初代征服者，首先在锡兰岛的争霸战争中落败，继而又被夺走了马六甲城控制权。最后连老基地科钦与奎隆所在的马拉巴尔海岸，也被来自西北欧的第二代殖民者所鲸吞。至此，除商船频繁开出的东非和阿拉伯半岛，马尔代夫的所有对口伙伴们都深陷荷兰影响。即便保持相当独立的南洋大国亚齐，也很早就与荷兰人确定了合作关系。
基于葡萄牙人留下的亚洲情况报告，荷兰东印度公司便很自然的不愿对马尔代夫本身进行干涉。加之他们与许多本地王公的关系更为和谐，便成功葬送了这片群岛作为走私天堂和临时中转站的大部分价值。即便荷兰在18世纪因牵涉拿破仑战争，被迫将锡兰和南印度都交由英国人管辖，马尔代夫的边缘地位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英属印度时代 马尔代夫更加无人问津
由二战引发的纷纷扰扰
曾在马尔代夫水域巡航的 利拉德号轻巡洋舰
1941年，1艘由厄立特里亚出逃的意大利辅助巡洋舰，企图从马尔代夫水域逃亡日本。虽然很快被皇家新西兰海军的利拉德号轻巡洋舰击沉，确也预示着传统印度洋秩序正在遭受二战影响的冲击。由于长期的经济萧条与军备缩减政策，英国人的绝对优势正饱受新兴法西斯轴心的挑战。
第二年5月，作为印度洋东部门户的新加坡陷落。南云忠一的日本航母编队也顺利冲过马六甲海峡，对锡兰岛上的军民目标发起大规模压制性进攻。已深陷大西洋和北非鏖战的皇家海军，只能从地中海凑出编队予以支援，并开始挖掘注马尔代夫群岛的军事价值。
至今任是马尔代夫国际机场所在地的 阿杜环礁
当时的他们，已经在群岛最南端的阿杜环礁建立了秘密基地，包括大型舰艇的加油设备和足以起降大型军舰的跑道设施。倘若日本人执意要继续向西发起进一步攻击，那么马尔代夫就将成为皇家海军的前线反击支点。
当然，由于日军的重心始终是在太平洋战区，对马六甲以西的攻略便止步在预防性空袭。苦苦支持的英国航母编队，也就在阿杜环礁补充燃料后撤到了东非海岸。整个日不落帝国的斜阳，也就在这一刻开始从印度洋上徐徐消退。
日军的印度洋攻势 一度让马尔代夫成为战争前沿
特别是在1947年的印巴分治过后，依附于冷战大背景的第三世界民族自决成为不可逆趋势。而英国所代表的旧殖民主义势力，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了少数非主流。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动荡期内，以阿杜环礁为首的南部三岛，还期望能从整个马尔代夫分离出去。但在缺乏国际力量支持的情况下，这样的微弱挣扎也很快为炮艇和警察部队所驱散。
1967年，随着英国驻军彻底从阿杜环礁撤退，马尔代夫再次为世界舆论所忽略。在几十年的冷战高峰期，美苏两国都在阿拉伯世界与非洲扶持起更多的代理人政权。彼此间的分布犬牙交错，在经济上也不太有小型缓冲区的生产空间。
1967年 撤离阿杜环礁的英国驻军
于是，马尔代夫只能在经济上倒向国际旅游业，又在军事安全领域依靠不结盟运动的最大实体--印度。后者作为英帝国印度洋权益的部分天然继承人，自然也接过了对这片群岛的保护义务。当有部分商业集团在1988年策动政变，正是印度海空和伞兵部队将盘踞马尔代夫的雇佣军击败。
在更大的领域范围内，执掌世界海权的美国海军，填补了英帝国离去后的另外半边秩序。常驻英属迪戈加西亚岛的轰炸机基地、管辖中东中央司令部。第五舰队和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构成了其人势力难以轻易冲破的压倒性屏障。
冷战后的马尔代夫 完全处在印度海军的力量投射范围内
直到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突然降临，让群岛上的经济遭受重创，也间接开启了马尔代夫政局的持续动荡。当美国因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不得不选择暂时性后撤，印度也由于巴基斯坦的牵制而无力分心，马尔代夫的内政便无可避免的再次出现紊乱。高举伊斯兰主义和反西方大旗的政客，开始长期把持总统宝座，也不断向远方的吃光群众们暗示有第三股势力正在渗入印度洋地区。
但平心而论，马尔代夫的天然地理限制，决定了这片群岛的战略价值永远是非常有限。任何纵横东非海岸到马六甲海峡之间的国际性海军，都能轻易割裂当地与外部世界的有机联系。所有稳坐南洋次大陆的区域势力，也都能轻松向岛屿输送压制性兵力。因此，马尔代夫始终是只能在特殊的混乱中间期，扮演某一方势力的过度平台，而无法撑起霸权杠杆的关键性支点。倘若对群岛施加过度的投资与期许，反而说明了自身力量的不足和战略选择的狭窄。